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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阅读札记：西方的古典和传统
为什么要阅读经典？洛布(Loeb)古典丛书序言这么写道，出于纯粹的愉悦（a thing to be read for the pure joy of it ）。经典就是几百年来可以重读的书。2024年的很多时间里， 我重读了一些书，并建立了新的联系。一些零碎想法，姑且片段写下。荷马永生去年读完了《荷马史诗》之后，我觉得莎士比亚和荷马在诗艺和精神上高度一致。他们的诗歌（莎剧多数都是五步格素体诗，荷马是六音步扬抑抑格）都是为了口头表演创作的。从荷马到希腊悲剧再到莎士比亚，史诗和悲剧并非文学创作，而是为了表演。正因为要经过口头的吟唱和表演，所以他们的作品最接近诗歌的音韵本质。维吉尔、但丁、弥尔顿以及再后来的诗歌都是文学目的的创作。荷马和莎士比亚戏剧最接近诗歌本质的，具有声音和节奏的本能，因此最自然的，也最具生命力。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占据西方文化核心的正典《荷马史诗》以及《圣经》过去两千年在西方国家一直都是翻译文本，因为能阅读古希腊与和古希伯来语的人极为稀少。《荷马史诗》在过去400年中英译版本就超过100种。最近的一种是Emily Wilson用五音步翻译的《奥德赛》。但她的五音步过于平白，和伊丽莎白朝的素体诗相去甚远。不过她的译本在这个阅读濒临消亡的时代易于荷马的普及。出于好奇，我同时还把60年前Robert Fitzgerald的英译本以及200多年前的Alexander Pope的译本比较读了一遍。Pope译本双行韵体，其实是多此一举，因为《荷马史诗》并不押韵。乔治·斯坦纳对Fitzgerald译本最为推崇。他认为，适度是翻译的本质，越伟大的诗人，他对原文的服务态度越忠诚。只有一直保持适度，翻译才能趋于完美。我读的第一遍是Richmond Lattimore 译本，所以有一种初见的好感，据说他的翻译更加忠实于古希腊原文的字面意思和意境。Fitzgerald译本第八卷，歌者讲述特洛伊木马时，他的翻译是： Troy must perish。 Lattimore的翻译是Troy was destined to be destroyed。Fitzgerald的译句几乎就是西塞罗Carthago delenda est（迦太基必须被摧毁）充满血腥和火焰的句子中直接脱胎而来。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中写道，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像《荷马史诗》那样，让我们明白自己与时间的关系，与死亡的关系。我们携带着死亡随行。我深以为然。没有荷马，就不会有维吉尔。《埃涅阿斯记》(Aeneid)是意大利的民族史诗，拉丁语文学的巅峰。罗马继承了希腊的神话，也照搬了荷马的六音步诗。特洛伊城被希腊人摧毁之后的数年中，有两个人领导的船队同时在地中海漂泊：一个是奥德修斯，他在海上历经十年磨难后回到家乡Ithaca；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则一路向西，抵达意大利的拉提努斯(Latinus)，建立城邦，成为拉丁民族的始祖。贯穿史诗的精神是埃涅阿斯忠孝(pietas)。 这个拉丁词语包含丰富的意思，很难用英文和中文的一个词对等翻译，它包含了责任，忠诚，虔诚，悲悯等多重涵义。埃涅阿斯本来可以和Dido女王在迦太基享受爱情和王国，但是他受到神谕的驱使，致力于完成在意大利建立城邦的使命。维吉尔在史诗中毫不掩饰地表示，埃涅阿斯的功业福泽千秋，奠定了罗马帝国的光荣。维吉尔的史诗创造了罗马帝国和意大利的民族神话，也服务了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都的宣传。文化传统就是一个不断和逝者建立联系的过程。维吉尔和荷马建立了传承，后来的世纪中，人们不断回到维吉尔。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布洛赫创作的《维吉尔之死》被乔治·斯坦纳誉是《尤利西斯》之后欧洲小说技巧天才式的进步，布洛赫是乔伊斯之后欧洲小说家第二人。这个赞誉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该书的德语和英语版同年出版，中文版恰好是今年10月面世。据英译者称，布洛赫在小说中把德语多语义的词汇构成方式用到极致，而英语很难翻译复制。维吉尔临终前曾要求烧掉史诗诗稿，幸得遗嘱执行人未照做，在奥古斯都干预下得以保存出版。《维吉尔之死》没有情节，通篇都是维吉尔死前数十个小时间的内心独白，充满涉及诗歌、哲学、生命和世界的终极探索。阅读英译版经常让我昏睡，很多句子长达一个段落，很难在词语的流动中聚焦。中文翻译完全看不出来德语多语义的构词特点，行文很流畅。没有维吉尔，可能也不会有但丁。维吉尔死后几十年，耶稣诞生。此后1800多年，拉丁语不再用于书写史诗，而是传播上帝福音。13世纪的但丁在基督和维吉尔身上找到了一种完美的联系和平衡。但丁为什么找维吉尔作为向导？我在阅读《埃涅阿斯记》的时候感觉到，基督教对地狱的想象来自多神教时代。但丁的地狱和炼狱之行可能受到了维吉尔的启发。和《奥德赛》一样，维吉尔也描述了一段地狱之行。埃涅阿斯地府之旅的向导Sibyl是罗马神话中阿波罗的女祭司和预言家。Sibyl描述的地狱和罪罚被但丁置于基督教想象的世界之中，进一步发展、放大。从这个意义上，维吉尔是但丁真正的导师，但丁的基督教世界地狱依然是古典世界的地狱。在维吉尔的史诗中，Sibyl对启程前往地狱的埃涅阿斯说：All these dared monstrous wrong And took what they dared try for. If I had A hundred tongues, a hundred mouths, a voice Of iron, I could not tell of all the shapes Their crimes had taken, or their punishments.但丁则用了两部史诗篇幅描写all the shapes/Their crimes had taken, or their punishments。周作人：希腊古典的译者周作人是中文世界和古希腊语世界的桥梁，只不过世人浑然不知。过去一个世纪，中文白话文和新诗都受到翻译语言的入侵。很多时候是因为译者功力不到。但在周作人的译笔完全没有外语的入侵。他用极好的中文翻译了大量古希腊语著作，没有丝毫翻译腔。可惜他的译著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周作人六十岁后翻译古希腊语文学三百万字，而他个人最看重的成就是上下两册《路吉阿诺斯对话录》。他的译序中写道：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路吉阿诺斯(Lucianos)是二世纪希腊语世界最后的大家。和前贤不同，他笔下的希腊诸神变得琐碎世俗，是是非非，其实都是人间众生相。大概里面很多是知堂老人不好直书的内容，故而译书曲折言之。希腊神话谱系庞大复杂，名字众多，关系复杂，阅读起来经常让令人晕眩。周氏的翻译不仅行文流畅直白，而且他提供了非常详尽的注解和说明。他翻译的《路吉阿诺斯对话录》和《希腊神话》的注解有些地方比原文还有趣有益。《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死人对话“一篇中有一段文字：墨尼波斯：我只看见枯骨以及没有肉的头颅，许多都是一样的。赫耳墨斯：然而那就是一切的诗人所赞美的，那些枯骨，而你似乎有点看不起它。墨尼波斯：但是指给我看海伦吧。因为我自己找不着她。赫耳墨斯： 这个头颅就是海伦。墨尼波斯：那么这就是为了这个，所以一千只船从希腊全部装备出发，为了这个那许多希腊人和夷人都战死了，那许多都市都毁灭掉了么？16世纪末英格兰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 (Christopher Marlowe) 在《浮士德博士悲剧》写下名句：Was this the face that launched a thousand shipsAnd burnt the topless towers of Ilium？路吉阿诺斯与荷马相隔1000年，与马洛相隔1300年。在他们之间还有维吉尔和但丁。可见，希腊的古典传统在整个西方无远弗届，源远流长。去魅艾略特去年读了很多T.S.艾略特( T.S. Eliot)的书。今年又读了艾略特的《大教堂谋杀案》(Murder in The Cathedral) ，我感觉这部诗剧的精神和气息和《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很相近。《大教堂谋杀案》和Burnt Norton都出现过这一句： Human kind cannot bear very much reality。这句诗和每个时代都相关。今年我把赵萝蕤和叶紫翻译的《荒原》(Waste Land)又读了一遍，然后跟着艾略特自己的朗读重读了几遍原作。这首诗发表于1922年，对二十世纪西方诗歌和文艺有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他在西方文艺界的偶像地位。诗中援引或借用了古典时代到文艺复兴以及19世纪多位欧洲诗人的诗句，使用了德语、意大利语、法语、拉丁语、梵语和英语，几乎是一首印欧语言组成的诗。艾略特自称在政治上是保皇派，宗教上是英国国教教徒，文学上是古典主义者。这首诗向古典主义前辈致敬，吊足了书袋。如果没有他自己的注解以及译者或评论者的注解，恐怕鲜有人能读懂。《荒原》这首组诗散乱割裂，有明显的生拼硬凑之嫌；内容晦涩，过度炫技反过来变成了阅读障碍，而过多的外语入侵破坏了诚意，甚至是一种学问炫耀；虽然有惊人的佳句和佳段，但缺乏秩序和结构感。 如果一首诗需要翻阅太多前人的著作，这样的阅读体验是失败的。我觉得《荒原》获得太多的赞誉和关注，并不及他最后的诗作《四个四重奏》 (Four Quartets)。《四个四重奏》在诗艺和精神上很不同，仅仅是倾听都能让人沉醉折服，我认为是英语诗歌殿堂级作品，宗教气息、哲理、历史和诗艺在其中达到完美的融合和平衡，并不需要任何特定知识就能感受到诗歌的感发之力和韵律之美。因《四个四重奏》感发的影响，我过去一年反复研读艾略特的主要诗歌，读完了他几乎全部的文学评论，也顺便读了一些关于艾略特的评论，但极少看到对他的质疑。艾略特在巅峰时期有着堪比摇滚明星一般的影响力，他的诗歌讲座需要放在容纳一万五千人的篮球场进行。四五十年代之后的半个世纪英语文学和诗歌言必称艾略特，他的文学评论就是终极权威。我难以自恰的怀疑直到读完黄国彬的《世纪诗人艾略特》才平复下来。这是一本颠覆艾略特偶像地位的著作。我之前细读过黄国彬先生翻译的《神曲》以及《哈姆雷特》。黄先生在这两部译著中注疏全面详细，达到极致，展现出令人钦佩的学术精神和巨大精力。他翻译和研究艾略特多年，这本书的几乎每一页否都不乏详细脚注，有的甚至长达三整页。他的批评令人信服。这本书前一半是对艾略特诗歌艺术的欣赏和导读，后一半是对其古典学和欧洲语言修养、文学评论缺陷的批评。这种批评并非为了追求反对偶像的惊人效果，而是深入研究和独立思考的结果。艾略特成为偶像是因为他开创了英语诗歌现代主义的新局面，但他的诗歌和戏剧精神核心却是基督教。仅从这一点，他距离莎士比亚太远。然而，他被誉为二十世纪的世纪诗人。黄国彬认为艾略特作为评论家对于英语文坛的影响反过来塑造了他作为诗人的地位。这是尖锐和敏锐的批评。我认为十分恰当。所以，对于偶像和圣化都要保持谨慎。-finis-
2024年阅读札记：西方的古典和传统
为什么要阅读经典？洛布(Loeb)古典丛书序言这么写道，出于纯粹的愉悦（a thing to be read for the pure joy of it ）。经典就是几百年来可以重读的书。2024年的很多时间里， 我重读了一些书，并建立了新的联系。一些零碎想法，姑且片段写下。荷马永生去年读完了《荷马史诗》之后，我觉得莎士比亚和荷马在诗艺和精神上高度一致。他们的诗歌（莎剧多数都是五步格素体诗，荷马是六音步扬抑抑格）都是为了口头表演创作的。从荷马到希腊悲剧再到莎士比亚，史诗和悲剧并非文学创作，而是为了表演。正因为要经过口头的吟唱和表演，所以他们的作品最接近诗歌的音韵本质。维吉尔、但丁、弥尔顿以及再后来的诗歌都是文学目的的创作。荷马和莎士比亚戏剧最接近诗歌本质的，具有声音和节奏的本能，因此最自然的，也最具生命力。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占据西方文化核心的正典《荷马史诗》以及《圣经》过去两千年在西方国家一直都是翻译文本，因为能阅读古希腊与和古希伯来语的人极为稀少。《荷马史诗》在过去400年中英译版本就超过100种。最近的一种是Emily Wilson用五音步翻译的《奥德赛》。但她的五音步过于平白，和伊丽莎白朝的素体诗相去甚远。不过她的译本在这个阅读濒临消亡的时代易于荷马的普及。出于好奇，我同时还把60年前Robert Fitzgerald的英译本以及200多年前的Alexander Pope的译本比较读了一遍。Pope译本双行韵体，其实是多此一举，因为《荷马史诗》并不押韵。乔治·斯坦纳对Fitzgerald译本最为推崇。他认为，适度是翻译的本质，越伟大的诗人，他对原文的服务态度越忠诚。只有一直保持适度，翻译才能趋于完美。我读的第一遍是Richmond Lattimore 译本，所以有一种初见的好感，据说他的翻译更加忠实于古希腊原文的字面意思和意境。Fitzgerald译本第八卷，歌者讲述特洛伊木马时，他的翻译是： Troy must perish。 Lattimore的翻译是Troy was destined to be destroyed。Fitzgerald的译句几乎就是西塞罗Carthago delenda est（迦太基必须被摧毁）充满血腥和火焰的句子中直接脱胎而来。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中写道，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像《荷马史诗》那样，让我们明白自己与时间的关系，与死亡的关系。我们携带着死亡随行。我深以为然。没有荷马，就不会有维吉尔。《埃涅阿斯记》(Aeneid)是意大利的民族史诗，拉丁语文学的巅峰。罗马继承了希腊的神话，也照搬了荷马的六音步诗。特洛伊城被希腊人摧毁之后的数年中，有两个人领导的船队同时在地中海漂泊：一个是奥德修斯，他在海上历经十年磨难后回到家乡Ithaca；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则一路向西，抵达意大利的拉提努斯(Latinus)，建立城邦，成为拉丁民族的始祖。贯穿史诗的精神是埃涅阿斯忠孝(pietas)。 这个拉丁词语包含丰富的意思，很难用英文和中文的一个词对等翻译，它包含了责任，忠诚，虔诚，悲悯等多重涵义。埃涅阿斯本来可以和Dido女王在迦太基享受爱情和王国，但是他受到神谕的驱使，致力于完成在意大利建立城邦的使命。维吉尔在史诗中毫不掩饰地表示，埃涅阿斯的功业福泽千秋，奠定了罗马帝国的光荣。维吉尔的史诗创造了罗马帝国和意大利的民族神话，也服务了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都的宣传。文化传统就是一个不断和逝者建立联系的过程。维吉尔和荷马建立了传承，后来的世纪中，人们不断回到维吉尔。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布洛赫创作的《维吉尔之死》被乔治·斯坦纳誉是《尤利西斯》之后欧洲小说技巧天才式的进步，布洛赫是乔伊斯之后欧洲小说家第二人。这个赞誉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该书的德语和英语版同年出版，中文版恰好是今年10月面世。据英译者称，布洛赫在小说中把德语多语义的词汇构成方式用到极致，而英语很难翻译复制。维吉尔临终前曾要求烧掉史诗诗稿，幸得遗嘱执行人未照做，在奥古斯都干预下得以保存出版。《维吉尔之死》没有情节，通篇都是维吉尔死前数十个小时间的内心独白，充满涉及诗歌、哲学、生命和世界的终极探索。阅读英译版经常让我昏睡，很多句子长达一个段落，很难在词语的流动中聚焦。中文翻译完全看不出来德语多语义的构词特点，行文很流畅。没有维吉尔，可能也不会有但丁。维吉尔死后几十年，耶稣诞生。此后1800多年，拉丁语不再用于书写史诗，而是传播上帝福音。13世纪的但丁在基督和维吉尔身上找到了一种完美的联系和平衡。但丁为什么找维吉尔作为向导？我在阅读《埃涅阿斯记》的时候感觉到，基督教对地狱的想象来自多神教时代。但丁的地狱和炼狱之行可能受到了维吉尔的启发。和《奥德赛》一样，维吉尔也描述了一段地狱之行。埃涅阿斯地府之旅的向导Sibyl是罗马神话中阿波罗的女祭司和预言家。Sibyl描述的地狱和罪罚被但丁置于基督教想象的世界之中，进一步发展、放大。从这个意义上，维吉尔是但丁真正的导师，但丁的基督教世界地狱依然是古典世界的地狱。在维吉尔的史诗中，Sibyl对启程前往地狱的埃涅阿斯说：All these dared monstrous wrong And took what they dared try for. If I had A hundred tongues, a hundred mouths, a voice Of iron, I could not tell of all the shapes Their crimes had taken, or their punishments.但丁则用了两部史诗篇幅描写all the shapes/Their crimes had taken, or their punishments。周作人：希腊古典的译者周作人是中文世界和古希腊语世界的桥梁，只不过世人浑然不知。过去一个世纪，中文白话文和新诗都受到翻译语言的入侵。很多时候是因为译者功力不到。但在周作人的译笔完全没有外语的入侵。他用极好的中文翻译了大量古希腊语著作，没有丝毫翻译腔。可惜他的译著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周作人六十岁后翻译古希腊语文学三百万字，而他个人最看重的成就是上下两册《路吉阿诺斯对话录》。他的译序中写道：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路吉阿诺斯(Lucianos)是二世纪希腊语世界最后的大家。和前贤不同，他笔下的希腊诸神变得琐碎世俗，是是非非，其实都是人间众生相。大概里面很多是知堂老人不好直书的内容，故而译书曲折言之。希腊神话谱系庞大复杂，名字众多，关系复杂，阅读起来经常让令人晕眩。周氏的翻译不仅行文流畅直白，而且他提供了非常详尽的注解和说明。他翻译的《路吉阿诺斯对话录》和《希腊神话》的注解有些地方比原文还有趣有益。《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死人对话“一篇中有一段文字：墨尼波斯：我只看见枯骨以及没有肉的头颅，许多都是一样的。赫耳墨斯：然而那就是一切的诗人所赞美的，那些枯骨，而你似乎有点看不起它。墨尼波斯：但是指给我看海伦吧。因为我自己找不着她。赫耳墨斯： 这个头颅就是海伦。墨尼波斯：那么这就是为了这个，所以一千只船从希腊全部装备出发，为了这个那许多希腊人和夷人都战死了，那许多都市都毁灭掉了么？16世纪末英格兰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 (Christopher Marlowe) 在《浮士德博士悲剧》写下名句：Was this the face that launched a thousand shipsAnd burnt the topless towers of Ilium？路吉阿诺斯与荷马相隔1000年，与马洛相隔1300年。在他们之间还有维吉尔和但丁。可见，希腊的古典传统在整个西方无远弗届，源远流长。去魅艾略特去年读了很多T.S.艾略特( T.S. Eliot)的书。今年又读了艾略特的《大教堂谋杀案》(Murder in The Cathedral) ，我感觉这部诗剧的精神和气息和《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很相近。《大教堂谋杀案》和Burnt Norton都出现过这一句： Human kind cannot bear very much reality。这句诗和每个时代都相关。今年我把赵萝蕤和叶紫翻译的《荒原》(Waste Land)又读了一遍，然后跟着艾略特自己的朗读重读了几遍原作。这首诗发表于1922年，对二十世纪西方诗歌和文艺有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他在西方文艺界的偶像地位。诗中援引或借用了古典时代到文艺复兴以及19世纪多位欧洲诗人的诗句，使用了德语、意大利语、法语、拉丁语、梵语和英语，几乎是一首印欧语言组成的诗。艾略特自称在政治上是保皇派，宗教上是英国国教教徒，文学上是古典主义者。这首诗向古典主义前辈致敬，吊足了书袋。如果没有他自己的注解以及译者或评论者的注解，恐怕鲜有人能读懂。《荒原》这首组诗散乱割裂，有明显的生拼硬凑之嫌；内容晦涩，过度炫技反过来变成了阅读障碍，而过多的外语入侵破坏了诚意，甚至是一种学问炫耀；虽然有惊人的佳句和佳段，但缺乏秩序和结构感。 如果一首诗需要翻阅太多前人的著作，这样的阅读体验是失败的。我觉得《荒原》获得太多的赞誉和关注，并不及他最后的诗作《四个四重奏》 (Four Quartets)。《四个四重奏》在诗艺和精神上很不同，仅仅是倾听都能让人沉醉折服，我认为是英语诗歌殿堂级作品，宗教气息、哲理、历史和诗艺在其中达到完美的融合和平衡，并不需要任何特定知识就能感受到诗歌的感发之力和韵律之美。因《四个四重奏》感发的影响，我过去一年反复研读艾略特的主要诗歌，读完了他几乎全部的文学评论，也顺便读了一些关于艾略特的评论，但极少看到对他的质疑。艾略特在巅峰时期有着堪比摇滚明星一般的影响力，他的诗歌讲座需要放在容纳一万五千人的篮球场进行。四五十年代之后的半个世纪英语文学和诗歌言必称艾略特，他的文学评论就是终极权威。我难以自恰的怀疑直到读完黄国彬的《世纪诗人艾略特》才平复下来。这是一本颠覆艾略特偶像地位的著作。我之前细读过黄国彬先生翻译的《神曲》以及《哈姆雷特》。黄先生在这两部译著中注疏全面详细，达到极致，展现出令人钦佩的学术精神和巨大精力。他翻译和研究艾略特多年，这本书的几乎每一页否都不乏详细脚注，有的甚至长达三整页。他的批评令人信服。这本书前一半是对艾略特诗歌艺术的欣赏和导读，后一半是对其古典学和欧洲语言修养、文学评论缺陷的批评。这种批评并非为了追求反对偶像的惊人效果，而是深入研究和独立思考的结果。艾略特成为偶像是因为他开创了英语诗歌现代主义的新局面，但他的诗歌和戏剧精神核心却是基督教。仅从这一点，他距离莎士比亚太远。然而，他被誉为二十世纪的世纪诗人。黄国彬认为艾略特作为评论家对于英语文坛的影响反过来塑造了他作为诗人的地位。这是尖锐和敏锐的批评。我认为十分恰当。所以，对于偶像和圣化都要保持谨慎。-finis-